本研究构建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律文件集由270个文件组成，其中包括33个法律、21个党内法规、43个行政法规、39个国务院发布度的规范性文件，以及134个部门规章。各文件首次发布的时间格局显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法律体系经历了长期持续的生长发展，但从2015年开始有明显的加速：270个文件中有175个(60.3%)是在2015年之后颁布的。这一加速并非体现在所有文件类别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颁布速度基本没有变化，党内法规和国务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颁布速度只是略有提高，而部门规章则有明显的加速，这是2015年后中国政策法律体系发展加速的主要原因。

上述演进也能反映政策法律制定部门的多元化进程。2015年前，只有9个部门主导文件的制定，其中2个国家最高机关(国务院、人大)又主导了绝大部分。2015年后，15个机关部门主导了文件的制定，使国务院和人大的主导角色大大弱化，分别只占到全部文件制定的13.1%和4.6%。共同参与单个文件制定的部门数量从2015年开始也呈现上升趋势；2015年前的绝大部分文件由单部门制定，只有3个文件涉及2个或以上的部门；2015年后，有49.1%的文件由2个或以上的部门共同制定，其中不乏涉及5个以上部门的情况，有6个文件涉及10个或以上的部门。关注各保护威胁因索的文件统计显示，各部门主导或参与程度在2015年前后也有较大差别。2015年前，主要还是国务院和人大，辅以中办以及与生态环境关系密切的少数部门；2015年后，国务院和人大之外的部门主导或参与得更多。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律体系的演进还呈现出各项议题进入政策法律视野的时间变化格局(图4)。各议题类别文件的颁布时间线显示，跨议题文件颁布的时间并不明显早于特定议题(图4a),但不同议题进入政策法律视野的时间略有不同：相对较晚的议题包括生态修复(图4b)、入侵物种、气候变化、生态流量(图4c),以及循环经济(图4d),相对较早的议题包括土地划区、栖息地退化、保护地(图4b)、病虫害防治、污染防治、野生动物采捕、水资源保护(图4c),以及渔业、林业、矿业(图4d)等。此外，对各威胁因素最早给予关注的文件颁布时间线显示(图5a),对绝大多数威胁因素而言，(目前)对其最早给予关注的文件早在1985年前就已经颁布，只有3个威胁因素的“最早关注文件”直到1990年后才颁布：作为非直接威胁因素的野生动植物产品消费(1992年)、旅游业(1993年),以及作为直接威胁因素的气候变化(2010年)。类似地，对各保护需求的“最早关注文件”时间线显示(图5b),超过半数保护需求(35个，52.2%)的“最早关注文件”早在1985年前就已经颁布，绝大多数(47个，70.1%)在1990年前已经颁布，但有14个保护需求的“最早关注文件”到2010年后才颁布——包括对应栖息地破碎化、入侵物种、气候变化等威胁因素的大部分保护需求。

来源：绿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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